433个寒门学子，被一群明亚人悄悄托起

　　陈露的公益之路，没有万众瞩目的开篇，没有刻意渲染的情怀，只有根植心底、与生俱来的向善本心。从大学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到远赴贵州深山支教；从外企公益项目中的默默参与，到立足明亚自主发起民间助学——一路走来，她始终如初，不张扬，不停步。

　　如今，她牵头的公益助学项目已汇聚四百余位同行者，累计帮扶433名寒门学子，助学善款总额近200万元。这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普通人，用行动把“我会回来”四个字，写进了四百多个孩子的人生里。

　　信是十多年前贵州罗甸县冗响小学的孩子们写给她的，字迹稚嫩歪扭透着可爱，不少空白处画着简笔太阳、花朵和笑脸，那是她第一次支教。

　　蜿蜒的盘山公路隔绝了城市的喧嚣，简陋的教室里，她尽力为孩子们描摹山外辽阔的世界，也接住了他们毫无保留的依赖与赤诚。

　　六年级的小贵在信里问她：“小露姐姐，你小时候害羞吗？长大以后，我会像你一样吗？”另一个叫小妹的女孩写道：“虽然你走的时候我还不太接受，一个人在家里哭，哭了几天。后来又慢慢接受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忘记我，我没有忘记你呢。”

　　那些信她一直留着。从江西到佛山，从宝洁到明亚，搬了很多次家，铁盒始终跟着她。她说不上来为什么，只是觉得不能丢。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要回来帮他们的，不是那些信，而是一种困惑。支教结束回到城市之后，她常常想起那些孩子，想起他们趴在桌上写信的样子，心里总有个声音在问：我这样闯入他们的生活，待两周又匆匆抽身离开，对他们来说到底是好是坏？

　　这个问题跟着她很多年。后来她参加了宝洁内部的民间公益组织OPI，那是同事们自发组织的项目，与基金会合作资助高中生。志愿者利用周末去学生家里实地访查，把符合条件的学生信息带回来，群里的人自愿认捐，资助款项直达学生本人。她一下子被这个模式打动了，这不是一个宏大的公益蓝图，而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持续参与、不会半途而废的机制。她把这个模式记在了心里。

　　进入明亚后，陈露的人生与事业迎来全新阶段。保险经纪这份职业，带给她的不仅是稳定可观的收入，更是生活的从容和一份“可以去做点什么”的能力与底气。自由灵活的工作时间，也让她能够抽身奔赴千里之外的山区走访。职业价值和个人理想得以兼顾，作为保险经纪顾问，她站在客户立场为他们筛选保障方案；作为公益发起人，她用同样的真诚去链接远方需要帮助的孩子。一个是在风险来临前为人织网，一个是在困境降临时为人托底。

　　于是，她决定复刻此前OPI的公益模式，联合乐善助学促进会搭建专属助学项目，对接基金会、洽谈山区中学、组建志愿走访队伍、制定资助规则、搭建线上认捐群，所有流程她一点点摸索、逐一落地。

　　陈露的公益助学模式设计得很灵活：可以奔赴山区访查不资助，也可以隔空助力只资助。两者没有高低之分，不施压、不捆绑，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最舒适的状态下参与公益。在陈露看来，只有不消耗人，一件事才能走得长远。

　　2022年7月，陈露和她的助学团队第一次去了贵州惠水县。访查的路不好走，从贵阳下高铁，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县城，再从县城出发，山路盘绕，有些路段连水泥都没有，是碎石子和泥土压出来的。导航经常失灵，信号也断断续续。

　　但他们从不省略这一环。五年来，陈露和伙伴们走过了贵州、江西、广西、甘肃的许多贫困地区的早春和深秋。

　　行程总是很紧张：第一天长途赶路；次日全天穿梭各村入户，翻山越岭；第三天匆忙返程。所有费用自理，路途遥远且艰辛。飞机延误、航班取消、凌晨三点抵达、睡不到五个小时就起床工作，这些都成了常有的事。

　　志愿者晓轩的访查记录里，有一个叫小锋的男孩。父亲酗酒且患有精神疾病，2025年9月底身故，母亲早已改嫁。他和奶奶一起生活，靠叔叔偶尔接济。晓轩写他“还算有灵气，也希望能好好把书读下去”，但“碍于现在没有收入

　　另一个是小帅。家里靠母亲在海南种香蕉维持生计，二姐有双相情感障碍，政府安排了扫马路的公益岗位，每个月补贴一千块。晓轩说这孩子腼腆、没什么主见，但他依然推荐资助，理由是——对于这些心智未成熟的孩子，能在学校多待一段时间，让他心智成长起来，那这个社会上可能就少了一个容易被人家怂恿去干坏事的年轻小伙。

　　记录里还有第三个名字，小依，最让晓轩触动。父母打零工，收入不高，还要照顾因意外致残且有精神疾病的大伯。房子是政府分的回迁房，但整个小区只有她家做了简装，装修材料是妈妈向政府申请来的，自己动手装的。晓轩推荐资助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妈妈不会放弃孩子的教育，“一旦手停了，收入就停了”；另一个他在记录里写得很直接：“这个姑娘是我们访查中长得比较好看的姑娘，一个有点姿色但家庭贫困的姑娘太早进入社会，结局可能都不会太好。”

　　访查中，他们也看到，无论多穷，电是有的，网是通的，水泥路也修到了家门口。当地困难家庭均有完整贫困建档，重疾、丧失劳动力、多子女等各类困境被政府逐一摸排登记。符合条件的，每个月都能领到低保，一个人几百块，一家三四口人加起来，一个月就有上千甚至两千块。家里有劳动能力的，还会安排护林、保洁、种树等工作，国家早已织就一张稳固的民生兜底大网。

　　而她们的助学资金，则是在国家兜底的大网上，再多缝几针——解决高中生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和生活费，让那些奋力向上的孩子，走得稍微轻松一点。

　　之所以将资助对象锁定高中生，陈露有着理性且现实的考量：小学、初中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免除学费，配套各类生活补助；而高中阶段不再享受义务教育政策，每年2400元的学费、生活费，对本就负重的家庭而言是难以跨越的门槛。能熬过中考走进高中的孩子，本身拥有强烈的求学意愿，在有限的公益资源之下，优先托举这群愿意为读书拼搏的少年，是权衡所有现实条件后做出的选择。

　　访查结束后，志愿者们连夜整理资料，把每一户的情况写清楚、拍的照片整理好。不是干巴巴的表格，而是详细的文字描述——家庭全貌、孩子性格、日常状态、学习成绩与真实困境，以及资助的理由。

　　群里的人看到的不是一串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长什么样，性格开朗还是腼腆，家里干不干净，聊起天来是什么感觉。

　　正因为足够真实、足够具体，认捐的热情总是很高。第一批资助名单发出来，不到半天就被认领完了。后来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批学子信息公示后，半日便可全部结对。

　　虽然大家在资助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的偏好：有人喜欢学霸，有人会对女孩多一份照顾，有人只帮最困难的，也有人因为“这个学生跟我同姓”或“他想考的学校跟自家孩子一样”而选择结对——但团队里从不互相评判。

　　访查中，身体的疲惫尚可忍受，真正让陈露和伙伴们感到沉重的，是推开一扇扇破旧家门时，看到的那些无力人生。

　　在江西抚州广昌县，陈露遇到一个让她至今难以忘怀的女孩。她的家几乎不能被称为“家”——房子里堆满了酒瓶和垃圾，父亲长期酗酒，对家庭不管不顾；父母早已离异，母亲身患癌症，无力抚养；姐弟俩全靠姑姑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家访全程女孩始终低着头，目光盯着地面，问一句答一句，声音很小。问着问着，眼泪就掉下来了。陈露轻轻将她拥入怀中，那一刻，女孩无处躲藏的自卑与难堪彻底崩塌，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那个拥抱能带来什么。”陈露说起这个女孩，语气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种克制的无力。她清楚一年两千四百元的资助，只能缓解学费压力，无法彻底改变女孩破碎的成长环境。

　　访查中这样令人唏嘘的故事数不胜数：有的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爷爷奶奶，有的父母双双卧病，有的孩子每天要走两个小时山路上学。每一扇门后面，都是满目的生活重担。每在这种直面人间困苦的时刻，资助群里总会出现悲悯无力之感。

　　后来有同事发了一段话，让很多人释怀：每学期给孩子的千元助学金，很难对孩子的人生产生根本性的改变。认清这份力量的局限，放下试图左右孩子人生走向的执念。行善而不执着于表象与结果——不慕名、不逐利、不求回报，仅在他人困顿之时，遵从本心、尽己所能。

　　里有一个词叫“不着相”。广义的布施，从来不止于金钱物资的给予。一句温暖鼓励、一次真诚的倾听，凡是利他助人的善意举动，皆为布施。而所谓的“不着相布施”，便是行善而不执着于表象与结果。这份无功利的善行，无需附加目的，却能在长期的践行中沉淀为稳定的品格。

　　陈露读懂了其中深意，这大概也是她们这群人聚在一起的原因：不是为了改写谁的命运，而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不沉重，也不伟大，只是刚刚好，善意细水长流。

　　多年走访下来，陈露也在不断反思苦难背后的根源。绝大多数贫困家庭的崩塌，都源于顶梁柱意外离世或亲人罹患重病掏空积蓄、丧失劳动能力。身为保险从业者，她算过一笔账：每年一两百元的保费，就能撬动十几万的保额，为一个家庭筑起风险屏障。可现实是，山区贫困家庭普遍缺少保险认知，即便门槛极低的惠民保，向他们科普推广也收效甚微。

　　但走访也带来正向改变，曾随同她访查的客户，在亲眼目睹那些破碎的家庭之后也有人感慨，“回去要给爱人多添一份寿险”。触动，确实是有的。

　　一张保单，也许在某天就兜住了某个摇摇欲坠的家；一笔助学金，也许就让某个在暗处走了很久的孩子，看见了一点光亮——一个托底，一个托举，承载着对小家的责任，也承载着对社会的温情。而这两者，都在印证着同一件事：明亚“大家帮助大家”的核心理念，从未停留在口号上。

　　不少志愿者都愿意带上自己的子女同行走访考察，城市孩子进山的所见所闻，是最生动的成长课堂。有伙伴专程在孩子出国留学前参与访查——长期生活优渥的孩子，始终认为清贫苦难只是网络、书本里的虚构故事，她希望孩子亲眼看见世界真实的多面性。

　　也有十来岁的孩子，全程看似漫不经心，但走访见到刻苦上进的留守姐姐后，却和妈妈表示想要拿出自己的压岁钱长期资助对方。那个在山路上悄悄做出的决定，未必比妈妈捐出一笔助学金的分量轻。

　　陈露不会刻意安排吃苦教育。不需要大人反复说教，孩子们亲眼看见简陋的廉租房，看见同龄人放学还要照顾病患亲人，自然会生出珍惜与共情。优渥生活本不是所有人的标配，见过人间参差，心中才会生出长久的善意，这份藏在心底的温柔，会伴随孩子一路成长。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输出，帮扶山中少年的同时，城市里的孩子们也完成了内心的成长与蜕变。一封封跨越山海的手写信件，是少年们回馈善意最真挚的回响，也是善意被看见、被接住的证明。

　　这些信，资助人也会在群里分享。他们为孩子的进步高兴，也为孩子的懂事称赞。正是这些细碎的文字，这些一次次被触动的时刻，让这条路，一直有人愿意走下去。

　　但感动之余，面对孩子们质朴的信，资助的人也会犹豫。那天晚上，有人在资助群里问：我们要不要回信？群里几位资助人讨论起来：

　　C女士：这需要回信吗？我一直觉得不打扰是不是也很好。我儿子说，如果换成是他，感激的确是感激，但不想有被别人怜悯的感觉。

　　S女士：我资助了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男生们很有意思，第一句话都是说我这个学期没有违纪，女生满纸都是倾述，我就犹豫了。

　　T先生：资助心态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多做也好，到此为止也好，能够自己轻松、愉悦一点坚持下去就好。

　　M先生：我觉得可以聊，但是不要怜悯。助人是快乐之本，你获得快乐，他获得金钱——和打游戏充值是一模一样的，谁也不欠谁的。我会谢谢孩子给我一个获得快乐的机会，鼓励他努力努力赚钱。

　　有人觉得保持距离是尊重，有人觉得多走一步是温度。群里的讨论没有达成共识，但也没有必要达成共识。

　　陈露的立场是清晰的：不强制，不评判。愿意回信的就回，不愿意回的就不回。“我不希望给他们增加除了资金以外的心理负担。”她说，“最底线就是给钱就行了，其他的，随大家发挥。”

　　她也曾被问及，花这么多精力做公益助学，是不是在刻意经营个人IP、做自我宣传。陈露对此看得通透，她认为善意与个人成长本就不冲突，二者温和共生，不必非此即彼。但比起外界怎么看，她更在意另一件事——这么多次走访下来，团队很少主动亮出明亚标识，这让她有些遗憾。未来，她计划定制统一的志愿者马甲、横幅等，往后每一次走访都清晰亮出明亚的招牌——这份善意不必刻意藏起来路。她相信，当年受助的少年们走入社会后，偶然再遇到明亚时，定会立刻认出那个曾经托举过自己的名字。那份跨越时间的温暖联结，便是善意与初心最恰当的相互成全。

　　独行快，众行远。陈露庆幸自己扎根于明亚这片纯粹包容的土壤，个人微光终究有限，与同路人双向托举，才让这份善意拥有了源源不断前行的底气。

　　项目初期，最缺的是访查的人，仅凭熟人圈子根本无法长久运转。关键时刻，明亚广东分公司给予强力支持——允许她在全省主管大会上做公益路演，讲述助学初心与项目全貌。成效显著，大批伙伴主动报名，访查队伍一下子就扩充起来了。

　　后续公司也持续支持，内勤伙伴一起奔赴山区，全程跟拍走访纪实制作公益纪录片。公司党支部也积极参与助学实践，提供活动物料、承担部分专项经费报销等实打实的后勤保障，将实地助学作为党员线下实践载体。

　　同时，为了摆脱项目对陈露个人的高度依赖，她坚持推行“老带新”走访模式，每一次出行，队伍一半是拥有多次走访经验的老志愿者，一半是初次参与的新人，在实地走访、对接校方、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培养独立带队的骨干。

　　她清晰知晓项目现存的局限性：所有统筹、资料核对、学期信件跟进、基金会对接工作高度集中在自己身上，受个人精力限制，每年最多只能组织两批全国范围走访，难以快速扩大帮扶规模。而批量培养可独立带队的负责人、实行轮值带队制度，是让项目长久自主运转的核心规划。她不希望一旦自己无暇抽身，这场持续多年的善意就此中断。

　　更让陈露感慨的，是一群素未谋面却心意相通的伙伴。一次走访纪实分享后，北京分公司的一位伙伴未曾亲自进山，却一口气资助了18个学生，还主动在其团队内宣传助学故事，带动更多人加入进来！

　　陈露坦言，这份“深植于明亚文化中的利他底色”，很难在其他行业如此批量地看见。明亚自由、拒绝形式主义的独特氛围，筛选出一批追求真诚、愿意回馈社会的从业者，“一群人影响一群人”，当他们因为一个纯粹的公益项目聚集在一起时，能量是巨大的。从同事主动加入，到客户也自发参与，群里的四百多人，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聚起来的。

　　一路走来，陈露心中满是感恩。她感谢每一位自费奔波山路的走访志愿者，每一位默默打款、静待少年成长的资助人；感谢当地中学无偿带路、翻译的老师们，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全程陪同入户；感谢乐助会全程监管资金、规范回访流程，守住专款专用的底线；感谢分公司与党支部提供的全方位后勤支撑；更感谢所有心怀感恩、奋力读书的山里少年——他们笔下的文字、稳步提升的成绩，是所有人坚持下去的底气。

　　2026年春天，这个项目累计资助了433名学生，累计资助金额达199万元，其中已有194名学生参加高考。陈露在群里说，今年这批孩子录取了，她也会把他们的去处都整理出来，告诉大家。“人就是这样，你不能说给了钱就了事。你要给反馈，他才会觉得这件事有动力。”

　　当问及希望这个项目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她说：“希望它还在吧，我也不能说太辉煌的话，就希望它能一直稳定运行下去。如果各地分公司也能开展类似的，当然最好。一个分公司一年搞两次，覆盖周围的省份，哪怕只有三个分公司，就有六个地方可以得到资助，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她期盼未来能有更多同行者自发接力，将这份爱辐射至更多偏远山区。有一天，即使没有她，这个项目也能自己运转下去。

　　那个铁盒还在她的柜子里，里面装着十多年前贵州深山里的孩子们写给她的信。信纸已经泛黄了，有的字迹开始模糊，但她知道它们在那里。

　　每一次去访查，都会遇到新的孩子、新的故事、新的眼泪和新的笑容。那些稚嫩的信里有一句她至今记得的——“小露姐姐，你还会回来吗？”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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