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30年：争议未退，哨声不断

　　1995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赛特购物中心组织座谈会，王海用作为发言稿的题目，他当时想弄明白的是，围绕打假“为啥有那么多争议”。

　　2025年“315”前夕，王海说这个题目仍没过时。今年正式颁布32周年，而以提振消费拉动内需被置于重要位置，今年也是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实施的第一年。

　　他身上的标签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换挡也在不断切换：从1995年索尼耳机事件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经历了普通消费者、积极维权的消费者再至拥有专业团队的职业打假人。

　　而有关职业打假人身份认同“焦虑”背后也是消费环境仍存薄弱环节的现实。

　　过去30年间，中国消费者的维权领域也从商品消费渗入服务消费，技术手段的升级也使一些行为变得更为“专业”、隐蔽且规模庞大。

　　有关消费环境的优化诸多短板待补，经营者守法、行业自律、消费者参与、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共同治理体系仍需被完善建立。

　　每过一段时间，王海就会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2021年举报美团“二选一”涉不正当竞争、到与辛巴、小杨哥等带货博主对峙，王海的关注焦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消费市场的习惯更迭。从经济、直播经济，再到当前政策层面主推的银发经济。

　　具体的模式是以“一块钱10个鸡蛋”为由头让老年人扫码入群观看直播，换积分再领鸡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针对年轻人的就业焦虑和考证焦虑。一些欺诈行为也普遍存在于教培机构。

　　“所谓的直播都是剧本，主要就是针对老年人贩卖健康焦虑，销售一些质量存疑保健产品，主要的盈利方式是以开加盟店的方式，30平方米一个门脸，收取费用，培训有意而来的加盟者用前面讲到的方式去赚老年人的钱，虽然不涉及具体的伪劣商品，但是这种行为的潜在危害更大。”

　　这样的案例在王海看来很是普遍，这是涉及虚假宣传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据王海团队掌握的信息，该机构的营业额规模庞大，一年能达280亿元。

　　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76万件，比上年增逾三成。与2023年相比，安全、虚假宣传、质量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售后服务、合同、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3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

　　刘俊海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生育、托育、教育等服务合同纠纷裁判要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发展银发经济的前提是保护老年消费者权益，要追究惩罚性赔偿责任，撤销显失公平合同，杜绝温情营销等欺诈商业模式。对于农民消费者，接地气的司法保护必须延伸到农村每个角落。农民消费者知道的权利要保护，农民消费者不知道的权利也要保护。

　　在经济领域，经营者滥用技术手段、规则、优势地位等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形多发。

　　同时也存在一种对传统消费领域的逆淘汰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月销5000万元假冒产地为香港的月饼，“不骗人就卖不出去，挤占了消费者对于货真价实的商品的需求，一些直播间的经营者以次充好，他们只是转移了一部分需求，并没有创造出新的需求。”

　　根据国家数据局的统计，2024年，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6.2%，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0个百分点。从消费结构看，居民消费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

　　与此同时，欺诈行为向服务消费领域的蔓延。这并不意味着在商品领域就不存在，而是整体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

　　王海表示：“对于我们而言是根本举报不过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是根本罚不过来，但目前对于社会共治还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人都觉得打假与消费者无关，应该是职能部门的责任，但也得看到监管资源也是有限的。”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2024年登记在册经营主体1.89亿户，比2023年底增长3.1%。

　　王海展示了一张来自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他的一项针对某公司涉嫌伪造产品产地的举报“被认定对查处案件有帮助”：“这笔奖金申请下来大概能有20万元，但是整个团队从收到线索，拿到样本，检测，举报，总共用了6个月的时间，20万元是盖不住成本的。”

　　因此，他认为有关“职业打假成本很低”以及“打假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的指摘有失公允，而有关惩罚性赔偿制度“被捆住了手脚”。

　　2024年3月颁布的写到，“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但是公众对于职业打假的争议从未停息。

　　一个最新的案例是，王海与彩虹星球的纠纷。自2022年10月起，他通过多个发布彩虹星球“假有机”相关内容并展示产品检测报告。对此，彩虹星球向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海停止侵犯其名誉权，同时赔偿其经济损失500万元。王海也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彩虹星球停止侵犯其名誉权，赔偿其精神损害费。

　　一审判决写到，王海作为公众人物，不应在未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参与检查并作出认定的情况下，擅自在网络上对原告的相关产品进行评价，相关行为给彩虹星球名誉及商誉造成了一定影响，一审判决其删除相关内容，并赔偿彩虹星球经济损失5万元，彩虹星球也需删除两条有关。

　　这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标准亟待补齐，比如，相比其他商品价格更高的有机食品如何认证，需要有更具解释权的认证和标准进行规范。

　　“只有有机生产过程认证，具体操作就是认证公司一年检查一次现场，然后按照使用化药化肥的普通食品的产品标准检测合格就叫有机食品了，没有结果验证。目前还没有有机食品的农残检测方法，仅有普通食品的农残检测方法。”

　　裹挟在假打与碰瓷之间，他觉得消费者打假被严重污名化了。该被遏制的是欺诈行为，而不是能够节约行政司法资源的打假。“知假买假的前提是存在故意制假售假、故意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王海的团队目前有60余人，会受理消费者委托和企业委托，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无效果不收费、维权成功分取一半赔偿金。

　　从数量上看，王海说个人消费者肯定多于企业；从金额来看，经团队大致的大致统计，5000元以上是前来委托的个人消费者遭受损失的一个门槛，“花了100多元买了一袋五常大米，检测费用可能要大几千，多数人肯定就不追了。”

　　2022年5月，他启动了“王海测评”，主要是针对食品、药品、化妆品、消毒产品等进行测试。在2023年的3月15日，王海测评发布了一项补充说明：鉴于启动至今抑制亏损运营，即日起不再接受测试样品，如需测试样品，需正常付费委托。

　　这或许能够说明，打假不是一项低成本的行为，不管是对机构还是个人消费者而言。“以争取罚款性赔偿为目的无可指摘，即便是利益驱动，但是也应该以结果为导向。而恶意索赔的字眼也许会掩盖真实的问题，难道对欺诈行为视而不见这个问题就会自动消失吗？”

　　在1993年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后续在以及最高人民颁布的部分司法解释中，均对惩罚性赔偿条款有醒目的规定。

　　2013年，修改后的进一步延续和强化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根据第五十五条规定，赔偿金额由原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提高至三倍，并特别规定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按五百元计算。

　　有观点认为，公共利益的损失往往无法量化为精确数额，因此需要制定一定的标准予以确定。消费公益诉讼案件的时间跨度往往比较长，涉及被人人数众多，若是“一刀切”，运用3倍标准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往往会超过被告的承受能力。若被告无力支付，则不仅受损的公共利益无法及时得到弥补，还影响案件的社会效果，影响裁判效力和司法公信力。

　　在2023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3000余件，同比增长16.8%。同时也探索办理食品药品安全以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案件1000余件。

　　2025年2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印发用专门的小节部署消费维权提效行动和消费环境共治行动，提出完善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先行赔付制度。

　　在强化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方面，支持消费领域集体诉讼、公益诉讼、小额诉讼，总结推广“诉调对接”做法和“共享法庭”模式，优化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衔接机制。

　　你是否觉得自己还在被需要？面对这个问题，王海认为，答案仍然是肯定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消费者，还有一些是被骗的加盟商、经销商，很多工作还是需要继续做下去的，只有不可避免的惩罚才能有效约束人的行为。”

　　职业打假30年后，王海还没打算要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