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人情往来：有些馈赠，坚决不能接受

　　没有接受他的贽敬。当时，馈赠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无功利性，虽说完全超越功利的人际关系并不存在，但有着明确目的的馈赠就近乎贿赂了。

　　其次，在交往中即使是馈银，也要光明磊落。光绪七年初夏，新任台湾道台刘璈前来拜望翁同龢。刘璈作为左宗棠幕府中极为能干的官员，在当时已经颇有名声。他是湖南岳州人，字凤翔，号泳山，别号兰州，秀才出身，在咸丰初年抵御太平军入湘时，在家乡倡办团练，先是受到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赏识，后来左宗棠在军中对他倚重尤甚，因军功授候补道，先后任台州知府、江苏候补道、兰州道员，光绪七年被选调台湾兵备道。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也曾向朝廷举荐刘璈，认为他“才力沉雄，素以剿贼治匪得名，至于抚民课吏，尤能慈惠精严”。刘璈此次拜会不过是礼节性的拜望，按例赠送别敬，但翁同龢考虑到彼此并不熟识，所以没有接受。

　　两年后，刘璈让儿子刘浤拜见翁同龢。刘浤当时是秀才，翁同龢称他长得“美秀”，第一印象应该不错。交谈中，刘浤谈到父亲在台湾不甚如意，受到上官的钳制，并拿出禀稿相商。可年少不更事的刘浤此时拿出一封银子作为赠礼，这让翁同龢大为光火，“乃正辞责诘之”，觉得这样偷偷摸摸的勾当，怎能在我这里出现，并认为“亦妄矣哉”！

　　但刘璈始终努力想与翁同龢保持良好的关系。一年后，他在中秋节给翁同龢寄赠了四十两节敬，翁同龢仍然没有接受。于是，他又让儿子刘浤再次送去了礼物，不过翁同龢仅接受了三匹台布、二十支线香和一个茯苓，其余礼物都谢绝了。

　　出于礼貌，翁同龢也分别给刘璈、刘浤写信致意，但彼此关系不会太亲近了。此后，刘浤还是会去拜见翁同龢，但基本上也是一般的应酬了。后来，刘璈又赠送了银盒，翁让人把刘浤叫来把银盒领回去。

　　光绪十一年，淮军将领刘铭传任台湾巡抚。由于湘、淮两军的门户之见，刘铭传一到台湾便对刘璈进行了弹劾。尽管后人认为刘璈在台湾颇有建树，在中法战争的台湾战役中并无大错，但此时左宗棠已经去世，朝中无人为他说话。最终，刘璈被革职，籍没家产，流放黑龙江，很快就病逝了。像刘浤这样举止失措的情形，其实并不一定就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李凤苞从德国大使任上回京，拜见翁同龢。翁同龢对李凤苞精于西学还是颇为敬重的。临行，李凤苞从怀中拿出200两银子作为赠礼，翁同龢“力却之”。李凤苞只比翁同龢小3岁，当时也是50岁出头的人了，但这样的馈赠方式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再次，位愈高，权愈重，辞却馈赠更应该是常态。在《翁同龢日记》中，有关前期的受馈情况较为详细，但越往后，文字记录也越来越少，其原因有可能是讳言不书。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吕海寰、陈允颐留别，皆却之，所却者不可胜记，偶记之耳”。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已是翁同龢政治生涯的顶峰时期，再过10个月他将被光绪帝开缺回籍。

　　当时，他的职位是协办大学士、署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坛核心人物，但此时有关馈赠的记录越来越少。从上面情形看，可能辞却得太多，也不愿记了。对于门生故旧赠送的礼物，他也往往“皆受轻者”。从字面来看，翁同龢辞却的态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优雅婉转，对较为熟悉的故旧，往往“固请固却之”，而对于像马玉昆、周馥这样的新进俊才，往往“挥之去”，让人感觉不佳。

　　马玉昆是太原镇总兵，周馥是北洋派系中的洋务干将。他们出手皆不小，马玉昆初次见面就送了四百两银子，这在翁同龢看来已是巨金。因为不久前翁同龢刚在书估那里见到了宋刻《长短经》，不禁心驰神往，这不但是宋椠中最出色的，而且有乾隆皇帝御题，是《四库全书》抄录的底本。书估开价八百两银子，他反复讨价还价，最后花了三百五十两银子得到了这部宋版书。他惊称是花了巨价才得此瑰宝。现在面对相近数额的馈赠，翁同龢当然觉得不妥当。这种“挥之去”的态度，可能是当时翁同龢的一种做派，这也就是后来他被人攻击“喜怒见于辞色”“狂悖情态”的具体表现。

　　当然，翁同龢在晚期并非完全一清如水，就在马玉昆赠银不久后，伊犁将军长庚给翁同龢送了“马一匹，玉烟壶、翎管各一，虎骨一具，洋蜡一箱，铜盆一，烛台二，猞猁八只，水獭一”，翁同龢都接受了。他称万里远意，不能却，并回赠了二套褂袍料。长庚也算是故旧，但更重要的是万里远意。这不仅是一个借口，而是真的被感动了。

　　受与却，看似不过是受赠方的抉择，但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这种明确表示亲与疏的行为往往会形成误解，在政治上造成伤害。张荫桓曾记得当时恭亲王与他聊天，说杨宜治这个人要不得。张荫桓因为杨是自己的下属，替他打圆场，说这个人还是非常勤奋的。

　　甲午年，杨宜治作为随员出使俄国，临行向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赠送了五十两别敬。张荫桓认为他是本衙门章京，奉差出京，素来没有赠送别敬的先例，便非常严肃地拒绝了他。这件事在杨宜治内心留下了嫌隙。后来，张荫桓受到了徐桐、王鹏运等人一系列的弹劾，背后的推动力量都是杨宜治。可见，璧谢馈赠也并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在受与却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则在发挥作用，局外人真的难以说明白。当然，当无原则接受成为常态，庆亲王的“庆记公司”就出现了，这就成了晚清被人诟病的腐败乱象。

　　戊戌变法的前夜，翁同龢被光绪皇帝开缺回籍。他究竟是被慈禧太后还是被光绪皇帝赶出了政坛，史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或许也有可能是两者合力的结果。在降旨开缺的第二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因为邻近端午节，太监送来了宫中端午节的例行赏赐——葛纱。翁同龢认为此时不能再接受了，但太监说已请旨，仍赏。翁同龢给了太监二两银子的赏钱，把端午节在宫内应发的赏钱也让他带回，并结清了自己在国子监、户部提用的款项，同时通过钱号向在家乡的外甥俞钟銮汇寄了二千两银子，交代他妥善保存，因为今后的衣食就靠着这笔钱了。从这一点上看，翁同龢应该算是较为廉俭的官员。十五天后，他黯然出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