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长葛调查
时间：2016-10-11 10:40:27 阅读：
风起长葛
寨村、寨乡、“五四”二社、寨生产管理区、寨大队、八七大队、八七村、八七居委会
年年岁岁村相似，岁岁年年名不同。几十年，沧海桑田，长葛在成长，由县到市；寨在变革，由村入城。长葛城郊这个普通村落的名字，也在时代大潮中不断变幻；每次变幻，都铭刻下一段国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8年8月7日，视察寨村。
1968年8月7日，为纪念视察长葛10周年，许昌地区决定将寨大队更名八七大队；与此同时，决定筹建毛纪念馆。2009年，该馆被公布为许昌市文物单位；2011年，该馆被评为国家A景区。
寨村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亦步亦趋，与时俱进着。
在这里，有一群老百姓每年都会雷打不动地有那么一次，沏上一壶茶，坐下来唠唠他们的习大哥，念叨一下他的事、说一说他的好。“长葛调查”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总与这帮百姓称兄道弟：在农家，搬个小凳；在街头，寻块砖头；在田埂，或站或蹲
“我们并不是要，也不是要攀龙附凤。”八七村党委张喜安说，“我们只是在表达发自肺腑的真实情感。”
百姓心中有杆秤。
百姓自发纪念“长葛调查”的活动，始于1971年元旦。此后每年，他们都会坐下来聊聊，搞个纪念。日期选在农闲时节，也没有固定在哪一天。如此循环往复，已经40多年了。
1971年元旦，还在卫戍区被“监护”着，甚至几年都没有见到他的夫人与孩子。
在受着“”，寨人却在长葛享受着给他们带来的幸福。1971年元旦，时任八七大队党支部
刘水柱在纪念同志长葛调查10周年座谈会上说：“长葛调查第10个年头的1970年底，我们大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粮食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年亩产达到731斤，年总产达到133万多斤，上缴国家粮食23万多斤，超额完成分配的任务。集体储备粮小麦20万斤，还建成容纳50万斤的粮食储备仓库，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视察长葛，长葛调查，寨都是“风暴眼”。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寨？
其实，有点儿“阴错阳差”，有点儿“张冠李戴”。
其实，当初要去视察的，是长葛县孟排村，不是寨村。
1958年8月2日，长葛降了暴雨，桥梁被冲毁，公被冲断。8月7日，毛视察长葛，车至长葛县郊寨村田间口，发现几天前下的暴雨也把这儿的面给冲坏了。于是，下车，头戴草帽，走到了寨村长势不错的玉米地里、谷子地里。
要去孟排视察，缘于一个物的大发明。
1954年，时任后河乡胜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后划归坡胡人民）支部马同义观察到：填平的旧井坑、壕沟和开沟的葱茬地，庄稼长得格外好。受此，他带领郭林奎、胡海松、胡全太等就在1.2亩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实验。土地深翻1尺5寸，同时与分层施肥、浇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结合”。之后，他们种上优良品种白马牙玉米；结果，亩产破天荒地达到1037斤。比没有深翻过的土地增产了不少。
其后，他们摸索总结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比较系统的有：“鹞子大翻身”、“人工普遍深翻”、“前犁后套”等10多种方法。著名土壤学家熊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把这种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为“马同义深翻土地法”。马同义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级特等劳模，孟排村因此荣获总理亲笔签发的状。
更要紧的是，1958年5月，长葛县委第一吕炳光作为先进农业县代表，参
加了八大二次会议，作了题为《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大会发言。
认为：长葛人搞深翻改土，“这是一大发明”。
为推动“大发明”变成大增产，毛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五月讲”（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由时任长葛县委第一吕炳光作大会发言，毛当即予以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这是一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八月看”（8月7日，毛亲临长葛视察），“九月号召全国干”（9月，毛视察，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号召）。
毋庸置疑，深翻土地是一种科学种田的方法，特别是在那个年代。
但是，真理向前走一步就会变成。更何况，深翻土地变幻而为“土地大翻身”，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那个时代，“翻身”是个热词，“翻身得解放”了什么的，一如今天的“星星”—“来自星星的你”。
“运动”中，“地翻一丈深，亩产一万斤”等，不绝于耳。
在寨玉米地里，毛问：“这块地翻了多深？什么时候播的种？施的什么肥料？浇了几遍水？计划打多少斤粮食？”
走到该村边，毛再问：“这是什么村？有多少户人家？有食堂没有？”（当时该村只有一个农忙食堂）
要说，这些问题不难回答。
但是，脑筋转得多了，也会回答得千奇百怪，甚至荒诞离谱。
“八月看”之后，长葛的庄稼提足了“精气神”，产量压也压不住地噌噌噌往上增。
在长葛的引领下，河南有了个空前绝后的“大丰收”，喜报、号外像遨游太空的卫星，飘扬在云彩之上。
一、长歌当哭
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58年11月、1959年2月，先后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或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
问题是，此时，河南尽管“冒进”了，却还没有完全出来。
是时，我国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吹牛也是要报税的。
吃了苦头后，基层干群就不想再放“卫星”了。
于是乎，1959年，河南开始“反右反瞒产”—基层干部说没产那么多粮食，就打你、吊你、斗你如此这般，村村家家的粮食都被征购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是承续两次郑州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不料想，因为国务院副总理兼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风云骤变，彭德怀等一下子成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从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河南“反右反瞒产”火上再添汽油。
一场悲剧，就此中原。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
1960年初，副总理接到卫生部和内务部反映的情况后，不顾庐山会议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冒着被的极大风险，立即、如实地向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作了汇报。
中央震动。
1960年12月，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
带着一系列问题，1961年4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奉、、之命，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命令、瞎指挥、浮夸风、风”等五股风）典型的长葛，展开调查。
一行来到长葛，当天就听取了县委第一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处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桥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4月11日，带领曾一凡、侯亢和秘书，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几里，来到寨大队。时任党支部赵宪章、副刘水柱等，将一行接进村子。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
在赵宪章家，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儿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风”下，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
分分合合中，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反映：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
还有，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以此推动工作，见效自然很快，却是灾难性的。
还是在1961年4月11日这天，赵宪章和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委处张继增的面，壮着胆子，向反映了更为的事实—
1959年、1960年，桥4人、逼7人、打残11人、打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现在，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按犯在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里。
让秘书记下几个“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
他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处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所谓犯，情况属实吗？
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
“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不清楚？”追问。
张继增说：“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视察时，他自己就在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声称，秋后还要到向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省里、中央的。”
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里关了那么多“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调查去。
1961年4月12日，带着中央工作组主要前往调查，并看望这些之人。
他发现：刘毛已冤狱中，冯海成已被内定为刑。
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作了记录。
回到县委，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冯海成目前已经去世，其子冯文献向大河报记者追述了父亲被后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冯海成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的救命之恩。
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
县委通信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
冯海成很泄气，走了。
与此同时，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信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也会像刘毛一样，冤在里！”
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三、无颜吃农家的饭
作为长葛县委处，在当地，张继增是配合长葛调查的主要人物。记者提出想采访这位80多岁的老人，熟悉他的刘水柱等老人劝记者不要惊动张老：他数度住院，怕他一激动出现什么意外。
张继增多次这段历史，靳全州、李文秀、晁保欣等都做过很好的记录整理。记者辗转长葛，找到散居诸地的靳全州等诸位先生。一幕幕长葛调查的影像，活生生地再现眼前—
1961年4月16日，率工作组来到桥杜村寺大队。
张继增向大队党支部张大力等介绍了中央工作组，说：今天到咱这儿，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还要亲眼看看粮仓。
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
但是，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很是怀疑。
让张大力打开囤子看看，张大力显得非常难为情。
于是，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呀。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斗。”
面对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提出的农业“八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就汇报到、毛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命令，，咋能不出现大呢。
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四、长葛百姓皆兄弟
在面前，百姓为什么敢说掏心掏肺的话？除却“一切后果责任由我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外，处处都能与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虽然衣着朴素，但他的口音与当地人还是很不一样的。加之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还有当地干部、人员随行左右，走村串户调研时，不免为百姓所注目。一行的做派，甚至让百姓疑窦丛生：“咋不像过去的参观团呢？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就非推着你去欢迎！”
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当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教育干部们要这样去走群众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实意地去办。譬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到，群众这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去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了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长葛调研期间，刘水柱由寨大队党支部副，到代理党支部再到党支部，时常陪同到各村了解情况，他说，“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有时还调侃他：老习，你这个习跟毛的席差多远？笑笑，说：我只是咱炕上铺的席（习），跟铺天盖地的毛的席是两码子事儿。”
刘水柱记得，一次开完会，请参加座谈的农村干部和群众一块儿吃饭。他为老农蔡丙戌添饭，风趣地说：“老蔡，听你这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你比我大两岁，就是老大哥。咱们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是一定要吃饱肚子。”
时任寨大队敬老院院长的李林海，是被多次表扬的人。他和一起论过年庚，小5岁。论罢年庚，与李林海定了个“君子协定”：以后见面，只能以兄弟相称，不准再叫官衔。一口一个“李”，这可叫李林海犯难了：习副总理是从来的大官，如果不称呼官衔，显得咱有点儿不通人情世故。于是，凭着河南人特有的忠厚尚义与狡黠机警，他挖空心思想出个两人之间专用、官民结合的称呼—“副总理大哥”。
今年81周岁的冯景尧，时任桥樊楼大队青年队队长。忆往昔，他告诉大河报记者：“当时樊楼大队三餐难继，全村共49户人家，走访了46户。农家没有凳子，他就随地搬块砖头当凳子。每到被访的人家，他都是称兄道弟称嫂道妹。群众高兴地说：你看，人家大总理都叫我哥了，弟了，嫂了，妹了。”
“兄妹”不只是在嘴上。时任桥王庄大队党支部王水木、村民冯国富，对当年搭救冯国富一家记忆犹新。
1961年夏季，13岁的冯国富一直高烧不退，因为家里没有钱看病，只有等。
王水木将这事报告给。在下，冯国富连夜被送进了医院。“我出院时，院长指着一竹篮子青霉素、链霉素空瓶说：你的命真大。看你病好了后还孬不孬。”冯国富回忆道，“要知道，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
冯国富说：他家在村里最穷，工作组就住在了他家里，家里领了救济粮款。为感谢的救命之恩，他的名字“冯孬”改成了冯国富，两个弟弟改名冯国印、冯国昌。
与群众攀庚续齿，称兄道弟，群众有什么话，自然愿意跟他说道说道。长葛调查，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八七村党委张喜安对记者说，和村民聊天，时常说：“老乡，和你一样，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有时，他和群众一道绞辘轳、推水车，参加抗旱、收麦、播秋等生产劳动。有一天，他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立马发现她的双腿得很厉害。于是，就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弹回复原。见此，潸然泪下。
被饿得有气无力的社员们白天干活，晚上或劳动间隙，还得无休无止地开这个会开那个会。为让群众省点儿气力，在县委扩大会上要求干部们：“开群众会，最多不得超过一个小时。开30分钟的会，群众还会多记住些东西。半天、一整夜的会，可能什么都记不住。时间长了，都在打瞌睡睡觉。群众是在劳动间隙来开会的，我们一定要爱惜群众的精力、体力。干部讲话一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讲话不沾边，占去过多时间。”
刘水柱还说：“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是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副总理和群众一道啃这种饭团。那会儿，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五、“国家战略储备粮”
粮食征走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吃光了。
旱情在持续，麦子大面积枯萎，眼睁睁地看着夏粮行将绝收。群众担心：继续呆在家里，只有一条。于是，他们纷纷拥向长葛火车站，携家带口扒火车，外出逃荒寻找活下去的。
闻讯，立即带领工作组赶到火车站。
面对此情此景，非常动情地说：“乡亲们，咱们这里遭到灾，大家生活困难，我们非常理解。我也是咱河南人，老家在南阳的邓县（今邓州市）。我爷爷时，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那时是旧社会，老百姓的活没人管。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有党和做靠山。今年咱这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向和毛作了汇报，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县委、县也想方设法筹集粮款进行救助，让乡亲们度过。我们中央工作组将同乡亲们一道，克服困难，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种好早秋，度过灾荒。”
刚稳住群众，没承想，麦收后却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时任县粮食局副局长赵寿亭回忆当时情景，说：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还提出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年代李铜钟在“违法粮”和“救命粮”之间悲壮抉择的故事）。县委第一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
都在心里相问：，你敢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人民的生命。现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
看到这场面，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
《长葛粮食志》上的这张表格，默默地记载着的胆识与担当。
长葛调查
一、解散“大食堂”
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这次，国务院领导到了长葛，长葛敢不敢当面哄瞒国务院呢？
有人认为：带领的中央工作组，面对他们的造假和，还会像此前众多检查团一样，睁只眼闭只眼，惊呼一声，赞叹几句，打个马虎，最后还是像先前那样顺利过关。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和人民化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被作为“主义萌芽”大力提倡。公共食堂开了，不少人饿了。公共食堂已经成了众矢之的。
1961年年初，中央根据群众的呼声，停止了统一办公共食堂的做法。
“的新装”已被。
但是，长葛有些人依旧：“的新装”漂亮极了。
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长葛不少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散了伙。听说中央工作组要来长葛，县里连夜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严令：各、大队所属公共食堂，必须赶在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重新开伙。
到来后，有的干部向工作组不断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一上来，就给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这是个的立场问题，你好自为之，自己去选立场站队吧。
广大群众是真还是假？走村串户，了解实情—
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说：他们村有49户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户，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
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完了寨、樊楼、杜村寺3个大队，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
农民岳永映说：“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产就放松了。我一下地，群众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于是，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搞了半个月，饭吃得稠了些。群众说：像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我一离开，饭又稀了。现在粮食少，食堂是办不好的。顾了生活顾不了生产，顾了生产顾不了生活。吃力不讨好。”
时任寨大队党支部副刘水柱向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了解到真实情况，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想得很细，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
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找到时任桥党委副楚西酉，语重心长地说：“楚西酉呀，为官一任，一方，在这连年自然灾害和人为五风危害的困境下，要以菜代粮，想尽办法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病或者出现饿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有一天，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上，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受此，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的。顶着极大的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寨大队党支部副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寨恢复了生产元气。”
二、狠刹“风”
桥等“五风”严重，和中央工作组将这些列为调查重点，并以此作为狠刹全县“五风”的突破口。
要整风，就得以实事当靶子。村村寨寨，留下了和中央工作组的足迹。
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发现：几年来，桥占用和扒毁民房6170间，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5995件。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350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分到了各大队。并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材料，就扒群众的房子。段桥占用社员70余间房屋、16户社员宅基，建了两个大院。除办公室以外，、委员、社长还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宿舍。群众，却无家可归。古桥用了3天3夜，把白庄大队李庄村的320间房子全都给扒光了。群众地说：“扒了民房盖猪窝，没有多。”
—干部对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一律化”、“规格化”、大兵团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
能增长，种麦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1959年，为了种麦，县委统一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为了统一种麦，有11702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为了种麦，干部命令群众一个晚上把烟叶全都打完。烟叶不熟，又没能力炕，大部分都沤坏了。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边；年年反瞒产，季季“整产量”，群众吃了“空头粮”。1960年闹起春荒：全县71个公共食堂断粮停伙，占总数的35%。
—文件滥发，许多县、社的领导被淹没在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汪洋里。1961年4月份，县级各部门下达正式文件68份、18万字，下达表格24478个项目，电话会开了17次。同期，县级各部门接到上级电话会28次，共计45个小时。党委同样靠发文件、下指标、开电话会布置工作。党委办公室有4个干部，整天填表。一张抗旱浇麦表，就有480个项目。一些文件是县委办公室干部起草而转发全县的，党委竟然不知道。一根针，下头万条线。大队干部应付不过来这些，群活很少过问。
让吃惊的是：桥管理委员会从1960年3月选举后，竟没有开过一次会，以至于究竟谁是委员，查都查不清楚。
让忧虑的是：中央工作组提出问题和群众商量时，经常遇到的回答是：“看咋”、“叫咋着就咋着”。面对这种黑色幽默，有的干部反而认为这是群众高，“听党的话”。开群众会，干部上去讲个把钟头，群众齐声：“完成任务。”于是，会议结束。
桥人民是“五风”重灾区，决定以点带面，前往该社开展整社整风。他提议由中央、地区、县一起成立5人小组，就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整顿。
1961年5月11日，向中央和呈报了《长葛县桥人民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等。
“五风”虽然“刹了车”，局势迅速得以好转。但是，问题仍然成堆。退赔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各村全面调查，实实在在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每个大队、生产队、社员在“一平二调”、“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一清二楚。
中央工作组1961年4月30日形成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记录了的态度：“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祠堂、烟炕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商量，签订租赁合同，按时付给租金。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
群众反映说：公家根本不想退赔群众的财产。而县级机关向县委打的报告却说：对群众的“退赔”，已经完成了92.2%。
于是，中央工作组到桥王庄大队做了退赔专项调查。发现：上级平调社员物资，退赔作价仅有实物的四成。有些机关从多方面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声喊声应”，找不到证人不算数。社员地说：公家黑夜搬家拿社员的东西，黑夜伐树，社员迁村、关门、锁户，人不在，东西就被单位拿走了。拿的时候不跟社员说，往哪里找证人。如此一来，一些“平调”群众的东西有物无主，机关也就继续占用。
面对重重阻力，甚至亲自上阵，帮助农民找东西。
《王庄村志》等记载：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为寻找“五鬼分”的家具、用具等，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了县委、县、财贸委、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中学占用，她去学校要了好几次，都被学校负责人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亲自去学校交涉，学校这才退还了水缸。王庄村民冯根成、张明申、张富贵、张申妮、张小明、张清林、陈根、桑彦彬、王国记等9户人家，房屋被扒无处住。中央工作组立即将他们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
桥南村被“割耳朵”，一分为四，迁到外村。村民的房子都被扒了。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县里决定将县办机械厂的房屋赔给群众。而厂里却把门给拆了，一遇刮风下雨，。得知后，县里的干部：“这样叫群众如何去住？对群众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须底。”
5月2日下午，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严肃地指出：机关随便圈地、占地、占房，都退赔得很差。群众没房住，就是天大的事。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还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面对机关不退实物，一间房子只作价十二三块钱、瓦房作价20块的情况，很是。他对县领导干部们说：一间瓦房才赔给20元，连买砖瓦钱都不够，房子是盖不起来的。所付的退赔款，一定要能买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合理。
悲悯，剑胆琴心，秉笔直言，长葛调查让毛、清楚了当时中国乡村的真实情形。
时常陪同走村串户调研的刘水柱说：与干部们谈话强调最多的是“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一定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线”。
1961年5月2日，长葛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是扭转长葛局势的一次大会，也是走群众线活动的一次教育大会，更是改变长葛百姓命运的一次务实大会。
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的讲话，“干货”十足，情真意切。
在一点儿成绩面前，长葛县委前任领导滋长了骄傲情绪。脑袋发热，铺摊子，摆阔气。放着老县城不用，兴建起新县城。新县城仿照长安街设计，还有一座像那样的礼堂。县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两旁。不但占用大量耕地，还民兵武装强制百姓拆迁。
对此，在会上予以严厉：“长葛县的条件好得很，旧县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难道非盖这么大一片不可？”“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不修楼房，不盖大礼堂，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要整风。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就不够格。任何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是不对的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猪宫。拆人房，盖猪宫，那像什么话。”
为让广大干部牢记教训，提议：“长葛县要把所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存起来，每年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各也应该照样办，都要牢牢记下，不能忘了。忘记了，又会重蹈覆辙。”
面对实事求是的，长葛某些干部坐不住了。他们甚至开始“还击”，《传》记录了这类人的某些“风凉话”—
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毛和中央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不少，甚至有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冶金部部长高扬文把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当这些议论传到那里后，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根本不要理！
真理，直言不讳，心系人民群众的品格，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赏。
情真意切地要广大干部走群众线不，要“树立一个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群众线的工作作风”。还强调：“今后办事没有可靠根据的不要干，不要随便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必须切实反映群众要求，切实反映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
广大干部：要切实给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各级党委和每个，都要“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群众的意志，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子”。“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人民利益。”
1961年5月12日，在桥党委会议上，再次要求干部们走群众线：“必须搞好集体领导，把集体领导搞起来，集中制，走群众线，就很有希望。”
一、“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二、如实中央长葛实情
阅读代表中央工作组写的长葛调研报告，发现：他将群众反映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呈报中央时，，言之有物。他把群众的反感、不满都写了进去，并认为这是群众敢于向人民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和的信赖。只有把真实情况报告中央，才能为中央制定新的农村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提供决策依据。
譬如，给中央和写的报告中所附的《一个社员对划分大队的谈话记录》，原汁原味就非常浓郁。
合并到寨大队的王庄村村民桑树和说—
寨大队几个村距离很远，俺村离寨三里地，开会不方便，去的人不齐。这个村去了，那个村没去，妇女抱着孩子一等就是半夜。再一开会，鸡就叫了。开罢会回家天已明了。有的下地，有的赶集走了。开会开得人怕怕的，一说开会谁也不愿去。
1958年，将俺村“割耳朵”并到寨村。走的时候，一人一个碗，一身衣裳，一床被子，什么都没带。树砍完了，房子扒光了，木料都拉到寨了。面柜、缸、磨都分给寨的户家了。俺村桑铁旦一家6口人，闺女16岁，男孩二十多，扒得没有一间房，还在住人家两间房子。睡觉做饭的地方都很挤，连拉尿的地方都没有，人家却天天要他还房子。李古元家5口人，住人家一间磨道，他两口，一个闺女8岁，一个男孩二十多岁，还有丈母娘。住在一块儿很不像话。像他们这样的住户俺村有很多。一提这事，他们就哭哭啼啼。
“一平二调”、“风”，搞得到处是“玻璃村”，“水晶户”，穷得什么也没有了。其他行业，也面临严重打击。不怕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给党“”的帽子，直言中央，反映了长葛真实境况。
再如，他在1961年8月7日写的《长葛县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调查》里说：教师力量跟不上，有许多教师不称职。有的年龄太小，晚上还尿床。
又如，《长葛县恢复手工业的调查》里写道：把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全部并成国营工厂，多年形成的手工业体系整个了。有的三个劳动力只有一把锄，谷马大队第6生产队28户只有一只桶，还有两户合用一把勺的
长葛调查涉猎广泛，不只是农业，凡是与群活息息相关的，都调研。如《长葛县国营商店工作的调查》就有：工业品换购的面太宽，形成以货易货，不仅影响到货币信用和回笼，而且了群众购买工业品的。群众形象地说：“什么都拿鸡蛋换，哪有那么多鸡蛋！”光购不留，让群众大吃苦头：种油料的农民没油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先留后购，农民有了油吃，就愿意种油料作物了。
在将近5个月调研并解决问题的同时，代表工作组向与河南省委连续写出了11份调查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改进干部作风、市场规律、包产到户经营、走群众线教育等多方面的意见和。这些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迅速批转到各中央局和省（区、市）党委参考。
是时，如实长葛的境况，有多难、有多呢？
温故一下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写了个“”的，也就晓得了。
长葛调查让长葛、河南走出了噩梦连连的困局，也为全国走出那个非常时期开辟了一条可行之。
1961年6月15日，中央重新修改颁发了《农村人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月末，河南省委决定全省解散公共食堂，将粮食发给群众让农民回家做饭；7月22日，中央正式调整了河南省委领导班子。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那时，河南乃至全国都一如大病初愈之人，恢复元气还有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而从在1961年4月27日写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吴芝圃的一封长达6页的信中，可窥悲悯、关爱百姓生活细如丝：
“再有一个问题，是群众房前屋后的十边地，鸡兔容易啄食，最好把政策订好，用粮食收购，让群众多种烟麻等经济作物，经管的好，产量大，将是一大增产，群众多有此打算，我们提倡一下，好处很大。最后，公共食堂分散后，群众最大的困难是缺炊具。有些户缺锅烧饭，有些户锅多，一顿饭造两次，轮流吃饭，费时误工，很不方便。铁锅一时供应不上，可否由省上计划一下，专门督促凡能生产砂锅的地方，多生产砂锅解决这一急需。这种锅既省铁又便宜，容易制造，分别生产四五人、七八人、十二三人烧饭的锅，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据了解，河南很多地方能烧砂锅，现在多停业或生产的很少，请指定有关部门大抓一下。”
一、探索“户包总产”
长葛调研期间，还指导了“户包总产”的探索与实践。
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包产单位越小越好等“包产到户”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的夹缝中着，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寻找自救之的方式或方法。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影响下，包产到户成为被、被打击的对象。鉴于当时的形势，“户包总产”、“不要向外宣传扩散”。这段鲜活的历史，时至今日还鲜为人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心情沉重地发现：农村出现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政策和工作方法不对，最根本的是按劳分配出了大问题。社员一个工分折合8厘钱，一天做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强壮男劳力干一天活，还不如一只母鸡下一个蛋值的钱多。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往城里跑，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提出，要成立一个“经营管理调研小组”，由时任长葛县委处张继增任组长，时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德明与桥党委孔宪瑞为副组长。同时，抽调董欣亭、苏林堂、朱保安、苏明瑞、周洪信等8人组成调研小组，进行联产承包试验。
在县委前的大桐树下，对这些参与试验的干部说：你们不要怕这怕那，我们知道，搞经营也好，搞小队经营也罢，都不可能照着现有的那一套办法去描去画了。老百姓生活现在那么，解放10多年了，农村还是破破烂烂。眼下缺粮又缺菜，照老办法去描，能解决问题吗？只要对生产有利，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老百姓多打粮食了，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好处，何怕之有？搞对了，是大家的；搞错了，我们和县委负责。
在的安排下，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定点在桥北、胥庄村搞试点。记工评分，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分配形式。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对5种记工评分办法进行试验，看群众对它的反应与生命力。
结果，5种办法，都以失败而告终。
譬如，试用“劳动定额管理办法”，即把所有工种活，以一个中等劳动技能、诚实劳动态度、适度的劳动工具，按的劳动时间、一般农活质量标准，制定出不同工种项目的劳动定额，各个劳动者干什么活，记什么工种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样对号入座记分。试验发现，这个方法听起来一劳永逸，简便易行，可做起来，就出现了干活不讲质量，地头边做得好，中间草上飞，“张冠李戴”，定额高的争着干，尤其是雨天、难活、脏活没人干。加上劳动计时无凭证，难以准确地判断出各个劳动者所报定额的对和错、高或低。
这个法不行，再试用“基本劳动日制度”，解决劳动均衡的问题。试用后发现，这样做了，虽然省去了记工评分时等诸多问题，生产队干部只负责查验农活质量就可以了，劳动者会经常主动找活、要活干。但还是出现了天气好、气候好、温度适宜时出工的多，反之，出工的少。
如此不厌其烦地在过程上下工夫，不在终极产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5种试验相继失败。
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一大二公、队为基础”基本国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再往下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了。而当时的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连社员名字都写不全的人”，管理着成百上千的劳动者。如此这般，只得沿用打钟集合、站队等活、一窝蜂，背工窝工现象非常普遍。
这样，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一时成为群众的呼声。，鼓励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大胆探索。
建立作业区、划分耕作区后，农、工、商、牧、副、杂各业，由谁经营、谁管护耕作，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谁勤快、谁懒散，谁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体现在各种作物上。这样的话，实行联产承包，就成了广大社员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户如何联？干部们提出了多种办法。最后，百分之十的社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联产承包到户包总产。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缴够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这样，干得好了吃蒸馍，干不好了吃窝窝，谁也怨不得谁。劳动积极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了。
敲定：可以试验。
来自群众的办法一经公布实施，想不到的优越性立马就体现出来了。社员们积极攒肥，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没日没夜地干活。
在向和中央写的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尽管离开了长葛，但是，他指导下的联产承包“户包总产”经过一年实践，有了结果：试验的两个村当年公余粮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体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够了。116户社员，户户增产增收，家家有余粮。
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种联产承包“户包总产”形式，到20世纪70年代经安徽小岗村农民再创造，发展完备而为“单干风”吹遍全国，成了国家的基本国策。
二、“活跃市场”
长葛调查期间，还敏锐发现：计划经济将老百姓管得，市场能够解决当时的困局。
譬如，桥镇管理部门制定了关于市场管理的12条办法：在此交易者，不论买卖，烟叶不超过3斤，袜子不超过2双，鸡蛋不超过15个，肥皂不超过2条，粮食不超过5斤，五金、电料不准外出本地等。
为落实管理办法，管理人员设岗。凡多带东西的，都被认为有倒贩嫌疑。违者不仅商品，还给予1～10倍的罚款。一些职工回家探亲，带一些自用粮食、衣服，也按此处理。
提出，应把伸出的手缩回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他的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当时市场上猪肉价格，每斤4元，比国营牌价高出433.3%；而鸡蛋，则高出300%。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
中央工作组认为，市场价格过高，主要是因为求过于供，有些是同市场物价管理得过有直接关系。如市场初期，上市的熟猪肉每斤三四元，约二两重的火烧每个1元。熟食上市后，有的不来了。来了的，卖得更贵了，照样有人买卖，只是转入黑市交易了。“在商品少的情况下，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是难免的。市场商品的价格是随着商品的多少而起落的，只要产品上市量大了，价格就会自然降落。”譬如，“一斤重的家兔市场初期4元左右，现在每只0.7元。韭菜由每斤0.2元下降到0.1元，甜瓜由0.6元降到0.2元，不少商品已接近或低于国家牌价水平。”
1961年8月7日，代表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和写的《长葛县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中，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只简单地用处理做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限价办法，也不能自流。主要靠经济活动的方法，如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商品上市量；国营商店、供销社参加集市贸易等。在行政管理上最好是利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对于应当的，课以重税。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不影响活跃市场。”
市场，也来自的悲悯。
当时，生产力低下，解放劳动者体力的，主要还是牲口。“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下，村里和农民养的牲畜被调走了、“”了。社员、生产队都有这样的想法：“喂大不如喂小，喂小不如喂瘦，喂瘦不如喂。大了被调走，瘦了无人调，了能吃肉。”同时，因为过重，耕畜白天晚上都在被。加之草料减少，造成大量。
看到，畜力减少苦了群众。过去耕田、拉车、抽水、送粪、拉磨，都用畜力。现在，非用人力不可。人没有力气，耕地不深，耙地成为空谈，影响精耕细作。大牲口减少影响到积肥，影响到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耕畜减少非常焦虑，迫切要求改变这一现状，但又无可奈何。
和调查组向中央和写的《关于耕畜归生产队所有问题的调查》中，再次提出放开交易：“靠国家调拨，不可能解决好，只有通过贸易方法才有利。今后应允许私人饲养牲畜，贸易，单纯不行。”
“五风”狂飙刮过之后，人畜都弱了，土地也薄了，像得了大病一场，一时还难以恢复元气。
和中央工作组已经长驻长葛135天，调查工作结束。
1961年8月22日，和中央工作组回京。
人走了，的心还留在长葛。
当地百姓生活如何？仍然放心不下。1962年10月，委派跟他一起在长葛调查的国务院机关党委侯亢返回长葛：不跟打招呼，直接插到村里暗访。
《王庄村志》记载：该村张明仓告诉前来暗访的侯亢，村里除给每人分了三分菜地外，正准备给每人再分三分地让农民自主经营。这样往后，群活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1978年，长葛调研时担任桥党委副的楚西酉升任县外贸局局长。当时，长葛的毛呢、羊尾毛、人发加工等地方特产在国内颇有名气，就想闯一下国际市场。县里：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秋季广交会。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交易会，盲目前往，结果被拒之门外。
不能参展，运过去的东西就得再运回来，经济损失不说，还得留下个话柄。楚西酉等人寻求担任广东省委的帮忙。次日，长葛特产即入馆参展。
1984年9月12日，八七村（即寨大队）干部群众致信时任中央局委员、中央处，向他汇报了寨村1961年由富变穷，1984年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
10月20日，复信长葛县八七村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9月12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20多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线、方针、政策的下，在农村经济体制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今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问题的决定。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全会的，并结合农村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你们实事求是的思想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人走了，的事还留在长葛。
长葛调查次年，即1962年，因为《刘志丹》，被诬为“集团”。
在此期间，“专案组”前往长葛，搜集在长葛的“”。时任县委办公室负责新闻宣传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当时，的很多讲话都是我记录的。专案组人员找到我整的，我只字不写。人不能昧。来长葛前，饿了不少人。我爷爷、奶奶就是被活活饿的。救了长葛百姓，要长葛人整他的，找错了地方。”
刘水柱拿着文件等材料说，他曾经被打成在长葛的典型代理人。来人，要他向中央写的《寨大队是怎样由富变穷的》等调查报告是“黑报告”，在长葛大刮资本主义妖风等。他宁肯自己被打成，也不承认在长葛进行了活动。
李林海，时任寨大队敬老院院长，在当年开口就叫“李”。在那个饿的年代，李林海在敬老院创造的老人不但有肉吃还创出利润的事儿，被发现并推荐给了中央。为此，在落难时，他树的这个“黑典型”成了一些年轻人的活靶子。面对一群气势汹汹的年轻人，李林海：“回家问问你爹你娘，当年若不是习副总理来长葛解散大食堂，发救济粮、救济款，分自留地、允许开荒，鼓励饲养家畜家禽，哪里还会有你们这群毛蛋孩子在这儿蹦。你们的让狗扒吃了？”
人走了，有个梦没有圆。
1982年，长葛县外贸局被评为全国外贸系统先进单位，楚西酉前往参加表彰会期间，抽时间拜访了时任中央局委员、中央处、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习老亲热得不行，给他倒茶、让烟、端水果，询问长葛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询问他当年在长葛时的老朋友的近况。说：“很想抽时间再到长葛去看一看呀！你回去以后，代我向寨村的赵宪章、刘水柱、李长庆、李林海，太平店村的冯海成，樊楼村的冯景尧，杜村寺村的张大力等同志们问好！”
在长葛期间，曾借来《长葛县志》进行，对长葛厚重的历史文化称赞不已。他曾对张继增和时任洧川办公室主任刘说：现在常时期，不是观赏名胜古迹的时候。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回长葛来看一看。
离开长葛后的第二年，“”，其间曾两度下放洛阳。
1978年2月，自洛阳复出，担任广东省委，寄望为中国的“出一条血”。
国是缠身，回长葛看一看的心愿，未能实现。